新京报谈聊城假药案:别让道德先行遮蔽情法纠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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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聊城“假药”罗生门:别让道德先行遮蔽“情法纠葛”去年上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,将代购印度仿制药为癌症患者“续命”的情法困境,带入了舆论视线。反观现实,这类困境依旧存在,但跟电影中程勇喜获“免于起诉”结局不同的是,现实版“陆勇”们的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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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聊城“假药”罗生门:别让道德先行遮蔽“情法纠葛”

新京报谈聊城假药案:别让道德先行遮蔽情法纠葛▲3月8日,聊城市肿瘤医院门口。新京报记者付子洋 摄

  去年上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,将代购印度仿制药为癌症患者“续命”的情法困境,带入了舆论视线。反观现实,这类困境依旧存在,但跟电影中程勇喜获“免于起诉”结局不同的是,现实版“陆勇”们的命运多了些不确定性。

  3月19日,新京报题为《》的报道,就呈现了几个人被“假药”(印度仿制药“卡博替尼”)推进命运漩涡的遭遇。

  据报道,2019年2月25日,山东卫视名为《聊城:主任医师竟然开假药》的节目,“曝光”了聊城市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陈宗祥为癌症患者王大爷推荐了“卡博替尼”治病,病人去世后,家属王玉青等因不满治疗效果与医院产生纠纷一事。此事一经爆出,就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。

  事件的后续是:在事情发酵后,医生陈宗祥先被医院处分,后遭聊城市卫健委暂停执业1年,而能获取该药物的济南上线段真(化名)、将自备药物转卖给王玉青的王清伟均被刑拘。这让几名当事人深受冲击,当地还有患者生命垂危却因此被迫断药;起初维权诉求焦点是“药不对症”的王玉青,则成了“医生好心推荐新药,却被病患家属反咬”故事里的恩将仇报者,长时间遭到电话辱骂。

  将当事人推进泥沼的,是与“假药”伴生的情法纠葛

  这番结局,实在是让人唏嘘:身为逝者家属的王玉青无意于去揪出那条“假药”流通链条,她开始不知“假药”是仿制药、以为是“成分为假”的劣药,所以选择控告和举报,只是想反映“药不对症”,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;被视作肿瘤圣手、良心医生的陈宗祥,因推荐“假药”遭处分,但从多方说法看,他像是出于救人的好心,而非从中牟利的企图;段真、王清伟等则都是癌症患者家属,都因为亲人患癌而接触到“卡博替尼”,他们把“假药”给王玉青,其目的也主要是“帮忙”而非赚一大笔,最终却因涉嫌销售假药罪遭刑拘。

  所以,有人说这是黑色版的《我不是药神》,有人说这是现实版的“农夫与蛇”。但无论是哪种,都不是皆大欢喜的收场:陈宗祥、段真、王清伟等人,虽然扮演了“假药”流通链条上的重要角色,但解了很多癌症患者的燃眉之急;王玉青所指的不是“假药”而是“药不对症”,却无法控制事件走向和舆论歪楼,以至于她也觉得委屈——“我们才是受害者,我的爸爸吃假药死了,我们需要维权,为什么别人还要来骂我?”……可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。

  对舆论而言,对这里面是与非的评判,也不必泛道德化:陈宗祥给身患膀胱癌和肺癌的王玉青父亲开了“卡博替尼”,到底是不是对症施治,需要医学层面的研判;段真、王清伟等算是聊城版“药神”,可其行为确实可能面临法律审视;维权的王玉青,“正打歪着”地掐断了“假药”流通链条的同时,也掐灭了部分患者希望,但并非故意。

  将他们推进“多方共输”泥沼的,是与仿制药式“假药”伴生的情法纠葛。“卡博替尼”是种多靶点的广谱抗癌药,被称为靶向药中的“万金油”,在临床试验的适应症包括肝癌、软组织肉瘤、非小细胞肺癌、前列腺癌、乳腺癌、卵巢癌、肠癌等,它还跟AZD9291(奥希替尼)被许多肺癌患者称为救命两大神药(故陈宗祥为患肺癌的王玉青父亲推荐“卡博替尼”未必是乱开药);据科普,膀胱癌的靶向药主要是阿特朱单抗(Atezolizumab)。这些都不是劣药,却是所谓的“假药”,虽然有效,但为现有法律所禁止。

  如果不是所谓的“假药”流通还处于黑色地带,陈宗祥和王玉青的医患纠纷,完全可以置于常规的医患纠纷协调处理机制下解决,而不必闹到执法部门介入的境地;段真、王清伟等也不用被牵连,王玉青亦能免于被道德口水淹没的舆论处境——就在昨日,《华商报》还报道了“29岁‘药神’涉嫌销售治乙肝‘假药’被刑拘:想找买药患者为自己写求情信”,这位“药神”也是因此得咎。

新京报谈聊城假药案:别让道德先行遮蔽情法纠葛  ▲3月8日,事件发酵后,王玉青家的牙科诊所被曝涉嫌非法行医,他们连夜摘牌。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摄

  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越快见效,这类“情法纠葛”越少

  从舆情看,公众普遍希望法律层面对陈宗祥和那些“药神”们“网开一面”,就像陆勇被抓后湖南沅江市检察院2015年1月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那般,也像前不久两名重庆版“药神”在一审被判缓刑,重庆市第五法院二审对二人免于刑事处罚那样。正如重庆版“药神”案承办法官卢俊莲说的,“裁判结果应当积极寻求法律的实质正义,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,在可预测的范围内,对案件作出合理、合法、合乎社会伦理的裁判。”

  事实上,聊城这起案件中,不论是聊城市东昌府区公安局在发酵前以“情节显著轻微”为由,不予立案,还是被拘11天的王清伟被取保候审,都释放了些许司法善意。

  比起个案裁判上的从轻从宽,更重要也更根本的解题思路还在于——通过对包括“仿制药”监管在内的系列政策的调适,来承接那些绝症患者借“仿制药”续命的真切诉求。

  在这方面,国家已频密释放出制度善意:2018年4月起,国务院就明确,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,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、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、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。5月1日起,进口抗癌药零关税便已“启动”。7月份,李克强总理就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引发热议作出批示,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,特别批示要“急群众所急”,推动这些措施加快落到实处。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当月也表示,将在鼓励药品创新的同时,激励药品仿制。

  这些“组合拳”的打出,无疑是从源头解决了许多癌症患者“缺药”的困境,对仿制药带来的“情法纠葛”进行了釜底抽薪。接下来,也希望这些善政能更快见效,让癌症患者能把希望放在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上,而不是寄望于各地“药神”。

  所以说,对于聊城“假药”罗生门,最重要的是正视既有的“情法纠葛”,而非急着挥动道德大棒。当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的普惠效应更广泛、更强烈,附着在“药神”案件上的情理两难局面,才会更快地消失。

  佘宗明(媒体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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